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，毛泽东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。他起床后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又看了看窗户上、墙壁上清晰的弹迹，不由得连声说：“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”
保卫局的负责人得知手枪走火的事件后十分重视，做了详细的调查了解，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。当提到要给李长培行政处分时，毛泽东思忖了一下说：“我看不必了。既然小李是无意出错，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，作个检讨认个错就行了。不过要在这件事上认真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教育战士要按操典擦拭武器，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故。”
最后，毛泽东幽默地说：“我们的武器不能对内，要指向敌人哟！”
李长培从首长那里得知毛泽东对他免于处分的消息后，心里既感动又惭愧。他向首长作了深刻检查，并痛下决心：“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我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。”
翟作军作为当事人，既为此事有惊无险而庆幸，同时也对粗心大意的战友进行了严肃批评。
日寇空袭延安城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延安便成为抗击日寇的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总后方，成为领导全国民主抗日运动的指挥中心。日本侵略军把它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要派飞机进行轰炸、骚扰。为此，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多次召开会议，专门研究延安的防空问题。军委警卫营因有对空作战任务，也派人参加了会议。
延安在很早以前就有飞机场，尽管设备很简陋，场地很狭小，但确曾有过飞机起落。不久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来，飞越了黄土高坡上的河流、树林、村庄，就是找不到延安城，最后在群山沟峁之中看到了屹立于嘉岭之巅的巍巍宝塔，这才找到方位降落下来。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在讨论延安的防空问题时，有人提出如果没有这座高高挺立的宝塔，敌机就有可能找不到延安，延安就会免遭敌机的骚扰和轰炸。
随后就如何除掉这一明显的标志物进行了深入探讨，大家畅所欲言、各抒己见地提出了多种方案：有的说用爆破的方法，像炸敌人碉堡一样将之炸倒。这倒是既省时又省事的办法，可是这座塔身高达四十四米、塔基周长三十七米、从上到下都是坚如磐石的古砖，要炸倒如此庞然大物那得需要多少炸药啊，前方对日作战还没有这么多的炸药呢？怎么肯用在这里！
另一种意见是采用“人海战术”和“挖墙角”的办法，即发挥延安人多力量大的优势，挖掉塔基塔身自然就会倒塌。可是，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，一时还难以办得到。
至于对这座宝塔历史文化古迹方面的意义，几乎没有人提到，也不可能提到。试想，在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面前，活生生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都没有保证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！
经几次研究讨论，大家各执一词，议而不决，最后还是没有定下来如何办，象征着延安标志的千年古塔依然高高屹立于嘉岭山上。
之所以能使这座始建于唐、重修于明的宝塔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，并非因为它作为文物古迹和历史的见证，也并非因为没有找到拆除宝塔的最佳办法，坦率地说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来得太快了。从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讨论过对延安宝塔的处理问题。
参加讨论防空的警卫战士，对这座宝塔的命运与存亡不可能有多大影响，但是对他们的本职工作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启发：对日空中作战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，保卫延安的任务，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
十一月二十日，是个星期天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的延安城像新娘子披上了洁白的婚纱。住在城外的各机关、工厂、学校的人们换上整洁的衣服，欣赏着初冬大雪带来的美景，纷纷进城游玩和采购物品。旧府衙门一带的街上熙熙攘攘，人潮如涌，商店里聚集的人就更多了，像过节赶会一样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常。
毛泽东自夏天与江青结婚以来一直没有举行婚礼仪式。当时处于战争环境，婚礼就像他们脚下缺花少绿的黄土地一样简单朴素，男女双方写个申请由上级领导签字批准，然后两人把各自的被子放到一张床上就算结婚了。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，是中央政治局的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，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。
这几天，贺龙等几位同志心血来潮死盯活缠着要喝喜酒，毛泽东左躲右闪推脱不掉，就调侃道：“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，今天我就拔—毛，请你们吃顿饭。”昨天晚上宴席一开始，喝喜酒的人便不再把毛泽东看作是主席，他们嘻嘻哈哈地把新郎、新娘整整折腾了一夜。
上午八点多钟，大家刚吃过早饭，毛泽东还在睡觉，清凉山上就拉响了防空警报。接着远方传来嗡嗡的马达声，随着响声的增大，从南边飞来一架贴着膏药旗的飞机。尽管飞机飞得很高，警卫员一眼都能认出那是一架日军的侦察机，刚才还有些紧张的心情略微放松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