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上午，毛泽东带着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，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副处长叶子龙和警卫蒋泽民的陪同下，乘毛泽东的专车——由救护车改装而成的面包车，去接见绥德来的副专员。
秋高气爽，略带凉意，但灿烂的阳光从明亮的车窗喷洒进来，暖融融的。叶子龙和蒋泽民分别坐在毛泽东身边，更有一种温暖亲切之感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蜿蜒清澈的延河水从城东流过，将延安分成两部分。河东的最北边是陕北公学，然后是杨家岭，其南是王家坪，再往南是清凉山、桥儿沟，飞机场就设在这里，最南边是宝塔山；河西的北部是中央医院、枣园，其南是中央党校、中央组织部、大边沟青年食堂，再南边是凤凰山，也是延安的老城区。
汽车出杨家岭、过延河，从河东来到河西，然后沿着崎岖不平的黄土坡道中速行驶，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南门外。毛泽东下车后迈着稳健的步子，笑容可掬地向交际处走去。他轻轻推开门，步入了会客室。
坐在凳子上正在抽烟看报的副专员看见进来的是毛泽东，立即起身相迎。他睁大两只眼睛激动地说：“啊，是毛主席！您好，您好！”
毛泽东握住副专员的手亲切地说：“副专员来了，我们欢迎你啊，延安人民欢迎你！”
副专员两手紧握毛泽东的手，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，实不敢当，实不敢当！”
宾主落座后，经过简短的寒暄，谈话便转入正题。副专员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，说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，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，如此下去，中国的前途堪忧。并说他这次来延安，就是想就此问题向毛主席讨教。
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副专员的提问，面带微笑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副专员，你所听到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大体上都是事实，但以我看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，应该非常乐观！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，最终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。只能是这个结局，别的可能没有！”
毛泽东的思想活跃敏捷，视野开阔，议论纵横万里，说话总是机智、深邃、含蓄。当他讲到激昂兴奋之时，常常将五指并拢的手掌从上往下一挥，再往前一推，仿佛要劈开一条大路，推倒几座大山。副专员一语不发地静听毛泽东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。他被毛泽东勃发的谈兴、肯定的语气和坚决的神态深深感染着，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毛泽东继续说下去。
接着，毛泽东十分详尽地、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外、国内，敌、我、友三方力量的对比，强弱的转化，战争的性质，人民的力量，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。最后，他又回到中国必胜、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来。
毛泽东话音刚落，副专员即说：“毛主席，可以这样说，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，以至如何抗日，怎样发展，还没有人对我作过令人信服的谈话，也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文章。今天听到你的一番高见，使我茅塞顿开，精神振奋，我对抗战充满了信心！”
“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咱们共同探讨！”毛泽东连声说。
副专员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，毛泽东态度和蔼，都认真给以解答，而且出语寓庄于谐，说来娓娓动听。他讲得是那样头头是道，入情入理，使副专员从内心里佩服。
陈伯达在旁边偶尔也插上几句话作为补充，尽管他那外语一般的闽南话令人费解，但副专员还是认真地听着。谈话是在亲切友好和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，屋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。
两位书记员在一旁边听边记，只见他们笔不离纸，笔头与稿纸摩擦发出嚓嚓的响声。他们要把今天会谈的重要情况整理出来，准备明天一早送报社发表。
下午两点左右，会谈结束了。毛泽东微笑着说：“副专员到延安来，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，请你吃顿家常便饭，尝尝我们大生产种的蔬菜，喝喝我们自己酿的烧酒，如何？”
“行！行啊！我对延安的大生产早有耳闻。”副专员兴奋地说，“王震将军了不得，他不但能征善战，听说他的部队大生产搞得也很好。”
“不错！”毛泽东高兴地说，“三年前，南泥湾是一个荒无人烟的穷山野岭，是一个鸟不做窝狗不撒尿的穷地方。三五九旅来到这里以后，要吃没吃的，要穿没穿的，要用没用的。通过开荒种地，养牛放羊，自办工厂，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。看来，困难并不是难以征服的怪物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它斗争，它也就低头了。通过人人动手，生产自救，现在他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有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