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现在既然已经回到国内，这个项目也该到了重新启动的时刻。
“植物病理遗传及育种。”想到这，陆时羡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抉择。
或许是担心梅兴国对专业领域不太理解，他又继而解释了一句：“如果只是单纯的研究植物病理，可能学术价值会高一些，没有太大的应用价值。”
“但如果加上遗传和育种，也就进入了植物抗病毒遗传育种领域，而这个领域在我国尚属于空白，极少有人涉足。”
“这三者结合起来可以等若于达到给作物增产的效果，而且它的优势非常有竞争力，实现难度和增产稳定性远比杂交育种要小不少。”
“劣势则是增产效果不如杂交育种明显。”
梅兴国作为一位封疆大吏，他对学术确实不懂。
但在敏锐性和理解力上，他却近乎拉满。
梅兴国一边思考一边说着：“也就是说这项技术的下限是节省了购买农药的费用，显而易见的减少了耕种成本，增加了农民收入？”
“但除此之外，农药大幅减少使用还会带来隐性的生态效益增加。”
“其实，光这一点就已经足够。”
陆时羡没有说话，只是给了他一个大拇指。
尽管他对官场不算了解，但也知道现在的一些趋势。
在先求发展，后行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下，不管有人不承认，但此事很多人实际都依然有着“唯发展论”和“唯GDP论”的思维。
随后就慢慢演变成只求显绩，不看潜绩的局面。
于是对短期内可见、可量化的项目大批上马，但对周期长、见效慢，但对长远发展有益的工作则弃之敝履。
只不过，陆时羡觉得还是有必要给老梅打一点鸡血。
给自己尚还在规划阶段的实验室加快一些进度。
“梅伯伯，你刚刚只说了下限，上限还没说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