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踏入办公室，市政府办督查组的人员已经等候多时。我们立即叫上驾驶员邢全出发。督查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，然而，9点半，一个电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，打破了这份平静。这个电话是省纪委办案组的董敬高打来的。
我匆匆跟督查组同事打了个招呼，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国土局办案点。
一路上，我的心七上八下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不好的猜测。我甚至想过给家属常英打个电话告知她情况，并关照一下，如果到午饭时还没接到我电话，就分别跟甄玉甄荣打电话，请他们找冒铃等人帮忙。可盲目自信的心理占据了上风，认为董敬高曾说过核对个材料就回来，没必要虚张声势，引起她的担忧。就这样，我放弃了最后一次寻求外援的机会。
就在快到董敬高的办公地点时，突然电话铃响起，拿起一看是妹妹甄盛美的电话。我问她在哪里？她告诉我，她正和河口镇的高镇长一起来市里的途中。此行是专程来找我，为的是河口镇大棚蔬菜争取资金的事。想请我出面给县农业局招呼一下，予以重点倾斜。
我让她们先到市农业局招待所等我。中午在农业局我安排午饭。在就餐时边吃边聊。讲话时高镇长就在边上，并插话欣然表示中午见面聊。就在这时，我仍自信滿滿，去一下核对个材料，中午笃定回来陪高镇长进餐酌酒聊事情。谁曾想，这个电话将是我作为党员干部或者说有政治生命、副处级干部身份时接听的最后一个电话。
挂了电话我让驾驶员邢权给农业局招待所打个招呼，中午增加一桌七八人左右的午餐酒宴。我表示中午参加陪客。说着车子就到了办案点门前。我让驾驶员先回去，并说：“如需要接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刚到办案点，董敬高那严肃而冷漠的表情便映入眼帘。他的眼神犀利，仿佛能看穿一切。他的话如同一盆冰冷刺骨的水，无情地浇在了我的心头：
“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有经济问题，找你来查对。从现在起，你赶紧向办案组交待自己的问题。
他的面孔和形象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
我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反问道：“不是说核对材料吗？怎么变成让我交待问题了？”
此刻，我的心跳急速加快，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，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神经高度紧张，且立感问题的严重性。
可我仍强装镇定地说道：“我哪有经济问题，组织如果有确切的证据，直接指出来，是事实就依法处理。要是捏造陷害，我也希望组织澄清，还我清白。我真的没什么可交待的。”
董处长眼神锐利，冷冷地说：“现在说出来不涉及泄密吗？还是你自己交待，态度好点，组织或许能从轻处理。”
我心里暗想，他们专案组找人谈话总要有个高压态势，但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，那就是我没有贪腐行为，是一个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好干部。虽然在某些事情上出现了一些偏差，但我已经向组织交代清楚，主动检讨，得到了组织的批评教育和谅解。想到此，我坚决地摇头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没问题，不存在争取从轻处理这一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