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认为墨家思想尽管也需要有大量实际行动去证实，去表达，但作为墨家核心人物的钜子，他必须更是一位思想家，用思想去影响更多的墨者，去影响社会。作为墨家这艘思想巨轮的领航者——钜子，他不仅是行动的巨人，更是思想的智者，其肩上承载的，是引领墨者前行、以智慧之光穿透迷雾、照亮社会变革之路的重任。
最后孟胜当场决定将钜子之位传于宋国的田襄子，并派两名忠诚且机智的墨者，携带密信，星夜兼程，前往宋国寻找田襄子，希望田襄子把墨家发扬光大。
之后，右护法徐弱第一个自尽，支持为阳城殉义。
看见传信的两名墨者的身影，在月光下拉长，并慢慢消失，孟胜随后也自刎而亡。其他墨者全部跟随钜子孟胜自尽。传令的两个墨者转告田襄子继任钜子后，马上就辞行欲折返楚国阳城赴死，田襄子以刚接任的钜子身份命令两人留下，但两名墨者却表示，自己有先信在前，恕难从命，随后回到阳城君封地自杀。
钜子孟胜等一百八十三名墨者在阳城君封地集体殉难，震惊七国。一时间，墨者之信，成为当时世上“信”的代名词。当时世间流传，“墨信百金”，能得一个墨者之诺，胜得百金。
阳城君事件，钜子孟胜和钜子的直传弟子全部牺牲，墨家的核心人物基本损失殆尽。墨家一时没有权威人物有如此威望笼络下面这批有财产、有头脑、有思想、有技艺的墨者。于是各批墨者纷纷回国创业，从此墨家分为三派：
一派相夫氏之墨，以齐国墨者相夫氏为代表，后称齐墨。因为嵇下学宫和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人物都汇集齐国，齐国的思想和文化最为开放。齐墨也因此在思想上对《墨子》学说阐述得最全面、最完整，一度被认为是墨家思想的最核心代表。
第二派相里氏之墨，以秦国墨者相里勤为代表，后称秦墨。参与秦国国政的秦墨，更多地把关注点投注在墨家理念的实际应用上，因此更关注秦国的制度改革和民生诉求。秦墨也充分发扬了墨家的机关术、城防术、兵器制造工艺等强项，被当时的世人认为是与国家政治离得最近的墨家。
第三派为邓陵氏之墨，以楚国墨者邓陵氏为代表，后称楚墨。邓陵氏是楚惠王的儿子，因为封地在邓陵，所以被称为邓陵氏，其身份是王子，所以其整理的墨家学说也最偏离墨家本意。后因邓陵氏长期得不到楚王重用，继而转向民间的社会公平与正义，楚国人因此练武成风，游侠之风大盛。
话说多年流亡魏国，饱受欺凌与苦痛的秦献公，回国即位后一直卧薪尝胆，奋发图强。这一年，因为深受孟胜等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，主动邀请墨者相里勤入秦变法。
相里勤正愁一身才华无法施展，与秦献公一拍即合，率领一批墨者进入秦国政坛，着手变法。秦献公非常欣赏相里勤等墨者之才，自始至终给予相里勤充分的信任，并加封相里勤为大良造，以国师待遇对之。
权力因才华而尊贵，才华因权力而放光，相里勤等墨者的才华在秦国的变法之中开始变得熠熠生辉。相里勤制订法律，推动变革，率领全体墨者以身作则，成为秦国官府和军队中的全能人才以及严格纪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。
在相里勤等墨者的建议和推动下，秦献公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
首先是废除人殉制度，取而代之的是用木制或陶制的偶人殉葬。对奴隶制度进行变革，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，削弱奴隶制度。此举改善了秦国劳动力无谓的损失，对内重振了秦国国君威望，争取了民心，对外树立了秦国的新形象。
其次是把都城从雍城迁到栎阳。雍城是秦国的旧都，是奴隶主集团即保守势力的中心，栎阳是地主集团即新兴势力的中心。因为迁都，国内两大对立集团分居东、西，矛盾得到缓和，为变革创造了稳定的环境。同时，栎阳是交通要道，商业发达，经济富庶，人力与物力资源充沛，石川河流经都城北部和东部，助益于航运及其物资、人力的集结和运输，便于及时调动全国的力量支援前线。
再次是建立商市。包括制定交易原则、规范度量衡、划定市场位置、明确交易时间等一系列内容，称为“初行为市”。其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，发展和管理工商业，在流通领域征收营业税，从而增加财政收入。“初行为市”，在法律层面正式承认了商人具有自由民的独立地位，允许商品自由交易，促进了商业关系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。
再是重新编制户籍。按照军队编制，以“伍”为基本单位，将民户加以区分，各自编户，并载入户籍册，称为“户籍相伍”。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、寓兵于农的制度。平时，同伍之人相互监督，便于治安、征收赋役；战时，“伍”又是军事单位，便于征兵作战。秦献公通过编制户籍，牢牢地控制了每户居民，能广泛调动和利用全国人力资源，为之后商鞅实行耕战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。
再是通过推广县制等措施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。秦献公集中地设了数县，先后把蒲、蓝田、善明氏改建为县，然后又在栎阳设县。秦献公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级军政合一的组织。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，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；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，以及始皇帝统一以后改为郡县制作了充分准备。
尤其在兵器制造方面，有相里勤等墨者技师们相助的秦国有如神助，锻造技艺突飞猛进。